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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渣滓洞到天安门

1999-09-23 来源:光明日报  我有话说

50年前的10月1日,迎着东升的太阳,我们这一群在华北大学学习的女青年,身穿灰色列宁服,手持花束,早早地来到了天安门广场。

我们终于等到了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天,这是多少年,多少辈,期待的日子终于来了,我们能够亲自迎接这日子的到来,该多么自豪呀!在这幸福的时刻,我又想起了还关押在重庆“中美合作所”——渣滓洞监狱中的江姐、李青林、陈作仪、朱麟、胡芳玉、周楷、程谦谋等战友,他们若知道今天新中国的成立,该有多高兴!

1946到1947年之间,我们在重庆发动群众参加李(公朴)、闻(一多)追悼会,组织学生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、抗议美帝暴行等游行活动,江姐总是默默地投来欣慰和激励的目光。1947年夏,江姐要去川东参加武装斗争,当时我与王珍儒大姐在北碚白庙子天府煤矿子弟小学教书,江姐将云儿交珍儒姐抚养。秋风瑟瑟的10月,江姐从川东到天府小学来看云儿,那天晚上,她向我和胡芳玉谈到川东的农民运动。她常常晚上化装成农妇到各村去和同志们联系,有时翻山越岭到村里、田间发动农民抗丁、抗粮。她说搞武装斗争的同志很勇敢,就是缺枪,就想法弄枪,有支游击队在一个夜晚就把敌人乡公所的枪支全部收缴了。有的乡公所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全体参加起义部队了,打开粮仓,发动当地农民分粮挑谷……江姐对革命饱含热情,对迎接解放充满了信心。第二天早晨,我和珍儒姐送江姐走,到了白庙子趸船上,她说:“云儿在你们这里我很放心,只是不要太娇惯了他,他吃得不错,营养也够了,比起乡下穷人家的孩子,他就是幸福的了。如果全国的孩子能像他的生活,全国老百姓能够一生粗茶淡饭,不挨饥受寒就好了……”江姐心中时时惦念着人民的贫困和苦难。

陈作仪同志从一个煤矿童工,历经艰险,在党的培育下,成长为工人运动优秀的组织者。他敢于斗争,善于斗争,为工人谋福利,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,强迫他承认煽动工人暴动、破坏抗战等罪名,并施酷刑,陈作仪同志大义凛然,坚贞不屈。后得到当时云阳县委书记彭咏梧的营救,帮助他越狱脱险。1944年他到重庆观音岩小学工作,精明能干,热情助人,将这所小学变成了地下党的秘密招待所和服务站。后来又到基督教青年会搞总务和人事工作,更展开了革命活动,为地下党同志安排职业,掩护革命工作,成为出色的地下联络员。还与《新华日报》张子英、赖卫民同志直接联系开展学生运动。

1947年2月27日深夜,国民党封闭了《新华日报》强迫送回延安。28日清晨他去《新华日报》找张子英同志联系工作时被捕,他机智地吞下了身上的密件,坚定地说是为国民党员董老代订报纸来的。争取到无保释放出狱后,有同志劝他回避一下,他毫无畏惧地说:“没关系,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,我要在这里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。”

1948年春,白色恐怖更严重了,他曾对同志说:“蒋介石疯狂反共,形势日益紧张,我有可能再次被捕或者被特务暗害。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,坐牢、杀头无所畏惧。”朱麟同志、胡芳玉和我在天府小学教书时,我们一同办工人业余学校,常在深夜里为工人编写语文教材,教材定稿后,由朱麟用仿宋字刻印出来,字迹清楚漂亮。我们常到工人中去,了解群众生活,编写通俗易懂的歌谣。如他一挥笔就写下《王老二想不通》:

“王老二,勤做工,一年到头都是穷,王老二想不通。”

还有《床儿怕》:

“大雪纷纷下,柴米都涨价,板凳当柴烧,吓得床儿怕!”

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学教员去矿井参观,深入到矿井一块较宽的地方时,看见有几个矿工围在一起谈话,朱麟立刻拉我到旁边悄悄告诉我:“你看中间那个正在说话的,就是我要找的周先生,想不到他就在这里当矿工!”朱麟曾向我说过周子成先生是他的小学老师,也是他革命的导师,他长大了,就惦着找周先生,日夜思念他,现在他就在煤矿搞地下工作,找着他,就找着了党,朱麟高兴极了。

1947年秋他到川东参加武装斗争,因敌我力量悬殊,起义失败后,他又负责山上与重庆的交通联络工作。1948年秋,他回到重庆筹集经费,谈到山上生活十分艰苦,“主要吃红苕洋芋汤,有时吃野菜拌辣椒,偶尔吃干饭也是八个洋芋拈颗米,有时连盐也没有。还经常转移,钻山林,衣服又单薄,常被树枝刺藤挂破扯烂。但一想到全国快解放了,什么苦也不怕。”

后来听说朱麟被捕时,正和三个农民开会,为了保护同志,他沉着坚定地斥责敌人:“这里是我负责,没他们的事,三个农民是我雇来挑东西的!”特务只好把三个农民释放了。他被扣上了手铐,投入监牢。

程谦谋同志被我们大家称为革命戏剧艺术家。1946年新中国剧社在重庆上演了一百多场的陈白尘的《升官图》,就是谦谋他们创建的。《升官图》尖锐深刻地揭露和讽刺了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丑恶,重重地打击了反动派,教育了广大群众。谦谋白天在剧社工作,晚上与我们在社会大学做同学。1946年12月24日晚,社大同学在管家巷28号,讨论如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要取缔“社大”,来学校抓人。有的主张学校改名,有的反对:“社大是李校长(公朴)用生命换来的,决不能改。”这时谦谋激动地站起来说:“万一特务要来抓人,我愿先出去和他们交涉,叫他们把我一个人捉去好啦!假如同学们都愿这样,社会大学永远存在!”

一个严冬的夜晚,几个同学围坐在炉边畅想未来,有个同学说:“但愿我们能活到解放的那一天。”谦谋却沉着严肃地说:“那不一定,也可能会有牺牲,不过,为了全国人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,个人牺牲了也值得。”他卷曲的头发、长长的面庞,扬眉深邃的目光、直爽的性格,永远留在我们心上……

“韩公陶!”一声呼唤惊醒了我,站在面前的是人民日报副刊主编李亚群大哥。他长期在四川领导地下工作,奔走于巴山蜀水之间,到处流传着他的英雄传奇故事,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很钦佩敬爱他。后来他到新华日报工作,1947年2月27日突然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送回延安,他的妻子和孩子都留在四川,从此天各一方。我对李大哥说:“新中国成立了,你们一家很快就能团圆了!”他微露一丝笑容:“但愿如此!不过敌人会做垂死挣扎的,敌人是残酷的,所以说黎明前也是最黑暗的时候!”是的,为了新中国的诞生,千千万万的同志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,不怕艰险,团结奋战,用鲜血和头颅换得了新中国。在同志们被捕时,重庆警备司令部也对我发出了通缉令:“韩匪公陶已经潜逃”,而我已在党和同志们的掩护抢救下,逃出敌人的魔窟虎口,历经艰险到了解放区,今天又能参加开国大典,我是多么幸福——但愿山城很快就会解放,我将在天安门前与战友们相聚!

50年已经过去了,今天我已是70多岁的老人,但每当回想起开国大典时的激动心情,眼眶里依然会噙满泪水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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